关于处理好新时期中小学德育工作几个关系的建议

面对国际格局的转化、国内社会的转型、基础教育的转轨，中小学德育工作将经历一场严峻的考验，但同时也是德育发展的有利机遇。为此，当前处理好新时期德育工作中的几个关系相当重要，特建议如下：

（1）要处理好行政管理与科学研究的关系。新时期德育是一门科学。改革和管理中小学德育的决策要科学化、民主化，必须与科学研究相结合。新时期德育工作的一个特点是复杂性。因此，行政出题目，科研找答案，决策作指导，将是新时期德育工作的一个新方式。自觉地发挥科研力量，是开创中小学德育新格局的长远之计。是否重视教育科研，是衡量教育行政干部由经验型向科学决策型转变的重要尺度。

（2）要处理好科学性与针对性的关系。德育的科学性，指德育的内容和方法符合客观要求、教育规律；德育的针对性，指德育的内容与方法又要与具体环境中具体对象的具体特点相结合。这两者的关系，主要是要解决德育内容落后于现实，既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新要求，又脱离学生实际的问题。这就要求德育的内容（包括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内容）既要有科学性，又要有针对性，二者相结合，便能增强实效性。

（3）要处理好主导与主体的关系。德育的特点是引导学生自我认识、自我辨析和自我塑造，把新的时代的要求化为学生自身的需要，使其成为优良品德形成的内驱力。教师的主导作用主要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因为“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同时，教师也应大胆地坚持正确导向，这样才会处理好二 者的关系。

（4）要处理好学校小环境与社会大环境的关系。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改革开放成就显著，这些对青少年学生是活生生的正面教育。同时，社会上的某些消极因素也在影响中小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德育工作者，不要怨天尤人，要相信教育的力量，绝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腐败现象就放弃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和道德教育；要立足学校小环境，引导学生善于历史地分析，全面的比较，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作为自己的判断与选择。优化学校小环境，也会对社会大环境产生积极影响。

关于当代道德教育问题的讨论：本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道德教育的复兴”。80年代末以来，道德教育问题也逐渐成为我国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共中央、国家教委先后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加强和改善大中小学校德育工作的通知、纲要和实施办法，委托有关学术机构编辑出版了以弘扬传统美德为主题的丛书，社会上出现了诸如《新三字经》一类的道德读物，《中国公民手册》已经问世。教育理论界对道德教育问题的研究也正在深化。在这种背景下，为了继续深化对道德教育问题的理解，推进道德教育的改革，寻找提高现代和未来社会道德水平的适宜途径，由北京师范大学孙喜亭教授和成有信教授主持的“教育学博士论坛”日前就我国当代道德教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当代社会道德水平的总体评价问题
对当代社会道德水平的总体评价，是把握当代社会道德发展的根本方向，反思和改革整个道德教育工作的出发点。

在对当代社会道德水平进行评价之前，与会者讨论了评价的标准或者说评价的参照系的问题。有人指出，目前哲学界或社会舆论中对当前社会道德水平的评价之所以出现不同的看法，如“爬坡论”、“滑坡论”、“代价论”等，主要就是由于不同的人在评价过程中所使用的标准或参照系不同。如果从传统的道德立尝道德观念出发来评价当前人们的道德生活，自然会认为是“紊乱”、“无序”和“滑坡”，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如果把道德发展与社会进步结合起来，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评价的话，更多地看到的则是道德的进步，或者说，是新道德的诞生。与会者一致认为，在对当前我国道德水平的总体评价上，我们应该采取后一种标准，即社会的、历史的标准。凡是有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助于提高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有助于社会全面进步的道德，就是进步的道德。这种道德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的道德。相反的，就是过时的、丧失了合理性的、应该淘汰的道德。这种标准也就是道德评价问题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标准。

遵循这样一个评价标准，与会者一致认为，当前我国社会道德水平总的来说是进步的、上升的、“爬坡”的。由不平等走向平等，由人身依附走向人格独立，由重义轻利走向义利结合，由非主体性走向主体性，是道德进步的主旋律。这种进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当代的学者们构想出来的，而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经济生活中孕育出来的。也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造性尝试，必然要求并孕育生成一些新的道德准则、道德精神。

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必然呼唤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在此基础上，独立人格、公正、平等、自由才能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道德法则，表现在人们道德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人生观、幸福观、荣辱观、义利观、自然观、家庭观、职业观等等，调节人们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这些道德法则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的，因而在总体上，体现为一种历史的进步性。

在看到道德发展总的历史趋势进步性的同时，与会者也强调指出，当前我国的某些道德状况确实使人忧虑，所谓道德“滑坡”现象也不是空穴来风。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感受到道德生活的某种程度上的“混乱”。该是不容回避的，但人们指出，对于种种不如意的地方，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不能把帐都记在市场经济的头上，认为搞市场经济和提高道德水平是一个“悖论”。当前社会道德生活中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并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市场的必然。每一种经济活动背后都有自己的道德原则，市场经济也是一样。应该说，像平等、公正、义利结合这些道德原则并不会必然地导致社会道德生活的无序，而只会使之更加有序。问题在于，由于道德本身的继承性以及道德观念生成的历史性，目前的社会主体道德还不能满足市场经济活动内在的道德需求。与经济发展阶段相比，社会主体道德或是滞后或是超前了。这种或滞后或超前的道德体系、道德观念与市场经济活动的结合是造成目前种种道德问题的主要原因。此外，西方资产阶级的一 些腐朽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冲击，也是造成普遍的道德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目前的一些社会道德问题应该被看作是“前进中的问题”，它们需要给以严肃的关注，并予以有效的克服、校正，但它们决不表征社会道德发展的历史方向，更不应该将它们归咎于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道德和德育总的来说是在前进着，在“爬坡”，是在从古代文明社会的道德和德育向现代社会的道德和德育前进。但在局部是在作战略退却，即作为主体的道德和德育在从超越社会经济基础的完全的社会主义道德和德育，甚至共产主义的道德和德育退却到和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道德和现代教育。之所以作战略退却，是因为我们在一段时期内的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冒进了，冒进到完全的社会主义阶段了，现在已退却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我们的道德和德育也离开自己存在的基础冒进了。只有退却到和自己存在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方位上，退却到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方位上，才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前进。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变革，才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和德有前进到完全的社会主义道德和德育。这是因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道德和德育不是先验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现实的相应的经济基础的反映。道德是调节反映相应的经济基础的人际关系的规范，这种规范是维护实实在在的利益关系的。就是说，我们现实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现代所有制并存和以按劳分配为主要分配方式的多种现代分配方式并存。它不是未来的、单一的、完全的公有制，更不是古代的人身依附关系条件下的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因之，现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和德育就应该是反映这一经济基础的道德和德育，即以等量劳动交换为基础的、以平等为核心的现代道德和德育。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和德育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并以完全的社会主义为方向，但它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道德和德育。它和古代道德和德育从本质上是矛盾和对立的，它坚决反对、批判和抵制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维护人身依附和特权关系等等的古代道德和德育。我们正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的建立而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和德育。目前道德和德育中存在的某些混乱、无序、倒退，正是这种变革过程中的回流、支流、逆流，都是局部性问题。我们的道德和德育正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前进而建立、发展和前进！这是主流。

二 、道德教育的本质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当前教育学界有种观点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认为道德教育的本质是超越的。这种观点认为，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它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把实践的观点作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

实践是人自身通过对环境的改造和创造来达到与环境统一的活动，就其本质而言是超越的，是人自身对其所处环境的超越。教育，从而包括道德教育，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形态的实践活动在本质上也必然是超越性的。道德教育的超越性本质在当前有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是超越现实。道德教育不是对现实行为、现实关系的肯定、复制和重现，而是从可能的、理想的生活方式出发，对现实行为、现实关系的否定、提升和启蒙。二是超越物质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使人的精神、人的生活从物的束缚下，从自私自利中解放出来。总之，如果没有超越性，就没有道德教育，道德的历史进步也就无法解释。

还有一种观点，从道德教育和智育、体育的划界出发，认为道德教育的本质是“超越性”。这种观点认为，所谓本质，就是一种区别性的东西，是标明某一 事物独特性的东西。道德教育的本质，只有在与智育、体育的区别中才能显现出来。在思维方式和价值基础上，智育和体育是从现实出发，是对现实的一种适应，主要涉及到人类和个体活动的手段和条件问题，是讲“实然”的，在逻辑上，是一种归纳性的；而道德教育则是从未来出发，是一种道德命令，人们必须服从，主要涉及到人类和个体活动的目标和规范问题，属于“应然”的，在逻辑上是一 种演绎性的。所以智育、体育和道德教育在思维方式和价值基础上是截然不同的。

这种不同就决定了学校道德教育更多地是从“应然”、从“理想”出发，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超越性的，要用一种批判性话语引导学生超越现实，追求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当前孩子们受到社会的各种影响，太现实了，所缺乏的就是理想和正确的人生观。道德教育当由此努力。

对于道德教育的超越性，与会的多数人在特定含义下予以肯定，认为道德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活动确有或者说应该有其超越的一面，把应然的、可能的、理想的甚至高尚的道德生活展现在青少年的面前，引导他们走向这种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创造这种生活，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就个体而言，道德教育要不断地提高他的道德境界、包括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理想、道德信念、道德行为等，这种不断提高的过程就表现为一种超越。就整个社会来说，由于社会道德规则系统是极其复杂的、多种多样的，道德教育不是也不应该是原原本本地把复杂多样的道德规范搬到学校中来，向学生进行灌输，或依此对学生进行训练。道德教育对于它的内容，是有选择的。它要选择那些最能符合社会和个体发展需要的道德规范进行教育。在一定的意义上，这种选择性也就体现了道德教育的超越性，即超越那些陈旧的、落后的乃至反动的道德规范。比如说，在当前，道德教育就应该超越人身依附，强调独立人格；超越不平等，强调平等；超越对物质主义的崇拜，强调精神生活等等。此外，道德教育的超越性还体现在摆脱人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束缚上。长期以来，道德和道德教育都局限在人类自身的事务中，局限在某一特殊的文化背景中。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与自然之间也存在着一种道德关系，认识到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人们的道德规范是很不相同的。当代道德教育应致力于这种新的道德关系的阐释，致力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道德规范的理解。这种超越体现了随着时代的进步道德教育题材的拓展。

在肯定道德教育的有一定的超越性的同时，大多数与会者对道德教育的超越性本质提出质疑：第一，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是否准确？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主体在自己所建构的实践活动中究竟是越来越“超越”客观呢，还是越来越“逼近”客观？即便实践的本质是超越的，能否从这种一般的、抽象的类本质推论出道德教育甚或教育的本质也是超越的？诚如此，智育作为一种教育活动是不是超越的？科学活动作为一类实践活动是不是超越的？艺术活动作为一类实践活动是不是超越的？这样一来人类的所有活动的本质都是超越的，那么又何言超越性为道德教育的“本质”呢？第二，从“应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本位出发推论道德教育的超越性本质是否普遍妥当？“应然”是否在价值方向上必然地指向“未来”，指向“理想”、指向“更高的境界”？父母对孩子说：“你应该听话！”；老子说，人类社会“应该”回到“小国寡民”的初民时代；朋友对你说，“（就是）亲兄弟，（也应该）明算帐”。这些道德话语并不是，“超越”的，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第三，认为道德教育的逻辑是演绎的而非归纳的，那么，演绎的大前提是从哪儿来的呢？高尚纯洁的道德律令又是从何而生呢？其结果，很可能得出先验道德的结论。第四，如果认为教育或道德教育的本质是超越的，超越现实、超越世俗，是从理想生活、可能世界出发的，是要对现实进行“否定”的，那么承担教育或道德教育的教育者是从哪儿来的呢？这就必然导致在“芸芸众生”中划出、推出甚或造出一部分品德纯洁、高尚的人，是这部分高踞社会之上的纯洁、高尚的人用自己的纯洁、高尚的言行培育了新一代的纯洁和高尚。对于我们来说，这并不是什么道德教育新发现，因为一部中国道德教育史就是这样的。难道我们以前的道德教育还不够“超越”吗？难道我们以前的纯洁、高尚的道德偶像还少吗？难道我们以前对现实生活、实然世界“否定”的还不够吗？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的道德教育中，我们不是不“超越”、不“否定”现实，而是太超越、太否定现实了，形成了强大的道德压力，以至于所谓理想的生活不是提升了现实生活，而是根本遗忘、摈弃和歪曲了现实生活。在封建社会中，甚至出现“以理杀人”的情况。

总之，大多数与会者认为，说道德教育具有某种程度上或某种意义上的超越性是可以的，但说道德教育的本质就是超越性，在逻辑上很难成立，也没能很好地反思我们道德教育的历史经验。不能把道德教育的超越性提到本质的高度，理解为超越时代，超越现实，甚至也不能在一般的意义上将它理解为超越功利、超越物质、超越个人。从哲学的角度看，道德的生成过程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是一种道德智识或经验的归纳过程，我们所要求的道德哪怕是最理想的道德，如诚实、正义，都不是先验地给定的。从教育学的角度看，道德教育无非就是现实社会道德规范的个体内化，就是要教会学生过现实的道德生活，而现实的道德生活就是世俗的生活，它由一些历史传承下来的、时代所认可或修正或补充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社会习俗、伦理禁忌等构成。正是这些东西奠定了我们道德生活和整个人生的基矗因此，不能否认和否定道德教育的现实性。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道德和道德教育应该是最现实的，比智育还现实。讲对现实的否定或超越，应该严格地局限在那些丧失了现实合理性的方面，而不能把整个现实作为否定或超越的对象。讲对功利、物质和个人的超越也应在肯定功利、物质、个人需要的合理性的前提下进行，不能在回到传统上重义轻利、重精神轻物质、重集体轻个体的老路上去。当前的许多道德混乱可以说就是对传统的过于超越的道德生活方式的“反动”，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不能因为这一点再提倡回到老路上去，又走向一个新的极端。至于理想的、可能的道德生活，则是人们所应追求的目标。但道德教育不能把目标当成基础，把目的地当成出发点，那就会发生本末倒置的问题。

有人还提出道德教育或整个教育的“保存性”的一面，即传承优良文化传统，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面。对于教育或道德教育只讲超越不讲或少讲继承，只讲理想不讲或少讲历史，只讲促进改革发展不讲或少讲维护社会稳定都是不行的。两个方面应该得到统一。统一在哪儿？统一在现实性上。现实道德和道德教育问题的考察有两把钥匙：一是马克思人的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理论，即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与人的自由个性阶段。二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三种道德”（封建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理论。

现在我们正处于第二个阶段，而且三种道德关系都有，哪一种也不完善。现实的道德状况是丰富的、多类型、多层次、多样式的。不能也不可能只要求一种类型、一个层次、一种样式。这种“多”是统一的，是历史的具体的统一，统一在现实性上，在今天即统一在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上。也就是说，今天讲道德和道德教育的适应，是要适应在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而不是去适应人的依赖关系。讲道德和道德教育的超越，主要的也不是超越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而是指超越人的依赖阶段。如果要说超越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也只能是局部超越，而不能是全局超越，只能是个别超越，不能是全体超越。

三 、道德教育的功能问题
有人认为，道德教育的功能可以划分为本体功能和社会功能，或者说是内在功能和外在功能。在本体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关系中，本体功能是基矗没有本体功能的充分实现，就谈不上社会功能的实现。本体功能是学校道德教育所应主要追求的，也是学校道德教育在其有限的时间中所能够追求的。我们过去德育工作中的失误和失效，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没能看到学校道德教育的这种时间和效果的有限性，很好地重视德育的本体功能，总是想培养从社会某一角度看来在思想品德已经完善的、完美的人，喜欢用一些外在的社会标准来要求和评价德育活动及学生的道德面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学校道德教育的一种苛求，也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实现的。说政治是灵魂，也未尝不可，但更应强调道德品质和人生观是基矗政治要求不能代替道德规范。没有正确的人生观，没有人格，一个人在政治上要么投机，要么装糊涂，要么甘做政客。所以，就道德教育的本体功能来看，德育就是育德，就是建构一种道德境界。具体到学校道德教育来说，就是提高学生的道德意识，培养他们的道德情感，养成他们的道德习惯，树立他们的道德信仰。育德之中，核心的东西是发展学生的“悟性”。“悟”就是觉悟、醒悟、领悟，就是焕发学生的主体意识，使学生意识到自己该怎么做，怎样做才更有价值。没有这种悟性，一个人就不会从内心深处意识到自己的道德责任，就会成为道德的奴隶，而道德也就会成为奴隶的道德，成为束缚人、压制人的手段，而不是形成人、解放人和提升人的手段。道德的起点是他律，终点是“自律”，最高境界就是“自由”。所谓自由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那种“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达到了一种审美状态。从他律走向自律再升华到自由，都有赖于人的道德悟性的提高。如果没有悟性，学生既不会有真正的道德自律，更不会有真正的道德自由。

有人认为，道德教育具有一种“感召”、“净化”和“社会制衡”的功能。

这种观点认为，道德生活不同于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其特点就是不计成本，只讲义务，不讲权利，是以目标的高尚与否作为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平的尺度的。正如古人所说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一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为了救落水老农可以不惜自己的生命，这就是道德的。如果在该履行道德义务的时候讲究条件，甚至开口要价，就不再是一种道德行为，而蜕化变质为一种政治、经济或其它什么的交易，属于一种市场行为、剧场行为。所以道德之行和道德之教有而且应该有一种召唤、净化的功能，使学生具有一种与世俗相抗衡的力量，使他们的心灵有所寄托，作为人的价值得到实现。对于人类生活来说，这种召唤、净化直指他们的内心深处，是不同于外在约束力量的内在约束力量，以一种不同于外在约束的方式实现对历史发展和现实生活的社会制衡。在当前社会道德生活许多方面失范，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甚嚣尘上的情况下，学校的道德教育更应该发挥它的这种感召、净化与社会制衡的功能。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对学校道德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是当前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使命之一。

有人从道德的二元结构出发，阐述道德教育的功能。所谓道德的二元结构，是指社会道德包括基础文明和德性修养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方面。基础文明就是健康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所有的人都应遵守的行为规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是青少年个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必须接受，在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也必须身体力行的东西。比如，在公共场合不大声喧哗，在工作上兢兢业业等。而德性修养则主要是反映了一种道德境界，一般地说，它是高于基础文明之上的，既包括了内心状态，更反映了外在行为。在日常生活中，有德性修养的人道德责任往往超越了基础文明的要求，比如说，在社会生活中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革命事业中抛头颅、洒热血等。就两者的区别来说，前者是基本的、他律的、功利的、世俗的、统一的、适应的，后者是高尚的、自律的、理想的、神圣的、多样的、超越的。就两者的联系来说，犹如一座漂浮在大海上的冰山，德性修养是水面以上的部分，基础文明是水面以下的部分。没有水面以下的部分，水面以上的部分就不会凸现出来。道德教育作为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其着眼点应放在学生基础文明习惯的培养上，从而提高社会的一 般道德水平，而不应是放在提高学生的德性修养，造就道德圣人上。再者，一个人的德性修养，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学校教育的结果，而是主体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在解决一系列的道德冲突的过程中形成的。也即是说，主要是在学校道德教育之外形成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基础文明是可教的，德性修养是不可教的。学校道德教育主要不应在不可教处努力，而应在可教处努力。学校道德教育的本体功能就应该定位在传播和提高社会的基础文明上。

四、学校道德教育的效果问题
讨论到学校道德教育的效果，有的人认为是低效的，有的人认为是无效的乃至负效的。究其原因，不同的人强调不同的方面。总的来看，涉及到学校道德教育内部和外部的方方面面。

第一，就目标而言，过去我们的目标定的太高、太大，甚至有不科学的东西，习惯于制造学校道德教育的“神话”，认为其无所不能。只讲理想，不讲功利；只讲超越，不讲现实；只讲方向性，不研究可能性。目标太高、太大，脱离学生生活实际和道德认知水平，在学校德育活动中就根本不可能达到。达不到的东西又必须去做，就出现名义上“加强”，实际上“淡化”，名义上“落实”，实际上“落虚”的现象。等到出了问题，又反过头来批评学校德育没搞好，而不愿意静下心来科学地分析目标上的原因。对于学校德育工作者来说，这样做似乎也有些不公正。实际上，为了尽可能地接近这样的目标，他们工作非常辛苦，心理压力也很大。有人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德育之累”。

第二，在内容上，存在着“道德教育政治化，政治教育道德化”的问题，不能很好地把这两者区分开来。经常的情况是，用政治教育来代替道德教育，只讲政治立场，不讲道德修养，只讲道德的阶级性，不讲道德的共同性。整个学校德育工作的内容经常性地跟着社会形势变，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东西。有人打了个比喻，把整个学校德育比成一棵大树，那么道德教育就是这树的根和干，思想政治教育则是这树上的花和果。德育之树的根若不深、干若不强壮，那么它的花必不鲜艳，果必不丰硕。例如，“文革”期间，许多人政治上跟着走，道德上却是两面派，伪君子。有人还指出，在内容上；小学讲共产主义，中学讲社会主义，到了大学才讲怎样做人，把内容的序列给颠倒了。在这方面，应该很好地汲取我国古代道德教育的一些宝贵经验，如由小及大，由近及远，循序渐进，推己及人等。

第三，在方法上，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很好地区分知识学习；技能学习和道德学习三种不同的学习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很好地区分科学教育、技术教育和道德教育这三种不同的教育方式。知识学习强调接受、理解和创造，技能学习强调训练、熟练和应用，道德学习强调潜移默化、个体觉悟和生活践履。与之相适应，科学教育、技术教育和道德教育也应采取不同的教育策略。我们的道德教育方法上的问题就出在按科学教育，技术教育的方式来进行道德教育，把道德与生活割裂开来，作为一种知识来教，作为一种技术来训练。其结果就是学生有道德之知，而少道德之行、道德之情和道德之信。在这方面，与会者还特别强调教育者自身道德素养以及道德教育的道德性的问题，认为只有有德之人和有德之教才能建构起真正的德育活动。如果讲马列的不马列，教道德的不过德，马列之教不马列，道德之教不道德，就必然导致整个德育的危机。

第四，在教育者方面，有人提出；由于现代社会变化加速，代沟扩大，教育者的道德立场和道德观念受到他们的生活时空的限制，在许多方面确实不适合或不能帮助今天的学生顺利地解决他们的道德难题。因此教育者在进行道德教育之前，应对自己的道德立场进行批判，不能作为一个绝对正确的出发点，强制灌输。

当前在道德教育过程中的普遍的师生关系的对立（包括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对立，青少年群体的一些反主流社会情绪）恐怕与此有关。有些道德难题对于教育者来说也是新问题，不能依赖于过去的观念和经验，而应和学生们一道去学习，来尝试解决。在新道德的建设方面，师生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在受教育者方面，有人认为，当前学生的主导性道德需要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注重道德身份的获得转变到注重道德尊严的确立，道德生活的主体性日益得到重视。现代道德教育应关注这种受教育者的地位和需要的变化，灵活地改变自己的方式方法，否则就会导致道德教育价值的失落。

第五，在外部环境上，当前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不高，势必影响到学校本体德育功能的实现，即所谓“5＋2＝0”（五天的学校道德教育加上两天的家庭和社会生活教育，其效果等于零）。有人指出，由于当前现实生活中社会主群体（指中年人，是孩子们的榜样群体）的特殊历史经验，目前大都有一种利益追逐和物质补偿心理，对精神理想持一种冷漠或嘲弄的态度，从而对学校道德教育产生消极影响。有人认为，当前的一些影视作品的不正确价值导向，大众传媒的低级趣味也对学校道德教育的作用产生消解作用。还有人追随18世启蒙思想家的观点，强调指出一个健全的完善的社会制度具有强大的道德教育力量，而一个不健全不完善的社会制度对普遍社会道德的进步，特别是对学校道德教育起到消极的作用。

可以认为，比起学校道德教育的力量来说，社会制度的道德教化力量更为强大。

要想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不仅要加强和改善学校德育，更应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各方面建立健全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