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门市龙泉中学何成法

今年是大跃进运动发生5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30周年,报刊上纪念改革开放的文章很多,却很少见到有人谈论大跃进.为此,笔者整理了《南方周末》2008年4月3日杨奎松的一篇文章，以飨读者。

大跃进运动的成因

过强的民族悲情意识。从毛泽东到许多中国人心里，始终有一个结打不开，即一方面自豪于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和历史，一方面又深陷在近代上百年贫弱落后受人欺凌的悲情之中。新中国的成立，使毛泽东等从内心里发出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欢呼。但是在当时条件上，中国人真要想在国际社会上挺起腰杆儿来，却并无底气。毛泽东搞大跃进正是这样一种情绪和环境交互刺激的产物。毛泽东认为如果不使中国迅速强大起来，中国就永远也不要想让美国在台湾问题以及联合国等问题上作出真正的让步。为此，毛泽东格外重视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建设并不惜采取剥夺农民的办法来积累资金。他始终嫌建设速度太慢。为此，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发出15年左右赶上英国，再用30年时间赶上美国的号召。

发动大跃进还有两个契机。一是苏联于1957年底提出用15年左右在经济上赶上美国的计划。这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他马上就提出了一个15年赶上并超过英国的计划，借此推动他此前一直在鼓吹的赶超美国的大计划。二是美国政府因为对中美大使级会谈早已失去了兴趣，因而在1957年底试图逼迫中方自动中止会谈，毛泽东被美国政府的这种轻蔑态度激怒了。

大跃进运动发动不过几个月时间，夏粮的产量就到处大放“卫星”，各地上报的粮食亩产几十倍上百倍地增长，极受鼓舞的毛泽东进一步号召在工业上创造奇迹。因此，全国上下9000万人又轰轰烈烈地掀起了大炼钢铁的运动。各地也同样是捷报频传，钢铁产量直线上升。到1958年5月，中共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时，毛泽东就调整了年初的赶超计划。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赶上美国。又过了一个月，进一步的捷报使他又一次调整了赶超计划。他主张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就应超过英国。进入到9月初，他已经不再注意英国了，他直截了当地要求党的领导人要有大手笔，要解放思想：“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能否成为干部，包括能否在干部职位上取得升迁，直接关系到一个人，乃至子女家属的社会地位、生活水准和福利待遇。因此，“干而优则仕”，当官，往上爬，对于绝大多数人几乎别无选择。而在这种体制内，下位者的命运全凭上位者来决定，而上位者对下位者的考察又只能凭借数字业绩来进行考核。再加上中共党内传统一向宁“左”勿右，下级完成上级布置的数字指标只能多不能少，结果势必造成“你要猪毛给猪毛，你要羊毛给羊毛”的心理，造假之风日浙盛行。不要说一般情况下上级很难发现下级造假，即使发现，因为是上级错误的数字逼出来的，因此也只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并不会有人真去追求。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领导人都很难凭自己的知识轻易看出破绽来。

对过去成功经验的过分自信与依赖，对自然科学及其规律包括对现代经济生产常识缺乏了解，急于求成。(略)

大跃进运动的反思

总结大跃进的这段历史，我们应该高度警惕民族主义的自我膨胀。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反衬近代百年的屈辱记忆，极易造成一种悲情意识。从而对中国的任何一种进步抱以过高的期许，以致丧失准确判断自我和形势的能力。事实上，这并不纯粹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还在1949年毛泽东赴苏访问之际，因新中国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开始充满民族自豪感的众多中国民众，也一样表现出了这种强烈的悲情意识。他们中一些人甚至对毛泽东此行提出了尖刻的批评，认为毛泽东以中国元首之尊，不应当去给外国元首拜寿；认为斯大林不去车站亲迎，是看不起中国领导人；对新闻报道中使用斯大林“接见”毛泽东的字眼儿难以接受；看到苏联芭蕾舞剧中一中国人的形象状似小丑，即认为是对中国人的污辱，等等。包括经毛泽东向苏方提议，由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的成立航空、造船、石油及有色金属四个合营公司的决定，一些城市的学生还曾上街游行以示抗议，认为是对苏联侵害中国主权、掠夺中国资源的变相纵容。这导致毛泽东后来也在这个问题上改变了态度，转而怪罪斯大林强加于人。可知毛泽东本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民众情绪的影响和左右。由此不难了解，在中国自身的地位和实力开始上升的情况下，类似这种过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出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对此不能有所意识和警惕，重犯历史的错误也将会是不可避免的。